[“建议金稳委采用类似于FPC的授权与职责，但保留中国特色。其首要目标是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抗压性，而次要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周皓称]

　　随着中国银保监会成立，金融监管框架从一行三会进入到一行两会时代。同时央行与银保监会“交叉”任职，郭树清同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和中国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目前，《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俗称“资管新规”）也已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金融强监管仍将继续。

　　在新的监管框架之下，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又能给中国怎样的经验？3月28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同时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下称《报告》）与中英两国学者合作研究的《确保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报告。

　　“央行与银保监会的架构确定了，未来一行两会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下称“金稳委”）的职责如何划分，还存在悬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金融监管一直受制于“多目标”模式，既要负责监管，又要负责发展。如果金稳委可以把“发展”的职能承担起来，负责协调其他部委共同推动经济发展，那么一行两会就可以更专注于市场有效性、公平性和安全性。

　　独特的“中国模式”

　　“一行三会”的裂变，始于上世纪90年代。“我是央行金融管理司的末代司长，”银监会前主席蔡锷生在上述报告会上说，金融管理司从1月设立到5月改革，仅执行了半年时间。之后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逐步分立，形成了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三会的格局。

　　他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内涵非常广泛，从概念和实操上都还在不断更新、完善，现在并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寄希望于现成的、完美的监管模式，是过于理想化的，监管者和市场都应当在现实世界中不断解决问题、摸索前进。

　　周皓也表示，中国现行的监管体制形成于十多年前，在此期间金融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何监管日益增长的金融体系，从而达到公平、有效、自由竞争的目标，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依然是迫在眉睫的一个课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是基于法规的监管体系，英国是基于风险与原则的监管体系。其中，英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建立了“双峰”监管架构，即在英格兰银行引入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作为上级单位，下面设立审慎监管（PRA）和行为监管（FCA）机构。

　　据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首席经济学家玛丽·斯塔克斯（MaryStarks）介绍，危机之前，英格兰银行负责总体金融监管，金融服务局负责个体公司监管，但因为英格兰银行离个体银行太遥远，金融服务局又无法监测整个金融系统，导致两个机构都有盲点。“双峰”架构建立之后，FCA与PRA交叉任职，各自的主管都是对方理事会的成员，也同时是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以保证信息的充分沟通。

　　无论中国还是英国，监管部门都面临“多目标”的难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菲利普·裴驱（PhilippPaech）研究表示，监管的目标最终都为了支持增长，但同时又要兼顾维护市场诚信、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持市场竞争、防范市场风险等等。在他看来，现有的监管框架中，中国更看重增长，英国更看重市场。

　　不过，在周皓看来，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对我们有参考意义，但中国金融机构数量多、业务类型复杂、创新速度快等特点，意味着中国的监管模式一定是独特的。他建议，我们应采用类似的以风险和原则为导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监管体系，并保持对新技术和新挑战的机动灵活性；同时，利用现有的监管框架，通过设计更好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对日益增长的金融体系的监管。

　　“建议金稳委采用类似于FPC的授权与职责，但保留中国特色。具体地讲，其首要目标是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抗压性，而次要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它应该被赋予指导与建议的实质性权力，包括订立和解释法规等方面。”周皓表示，在现实中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和系统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金稳委能够向非金融部门提出建议，对快速发展的转型性经济国家来讲，这项独特权力将使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超离现有的监管模式，开创一种解决金融稳定的新途径。

　　系统风险低，个体风险有积聚

　　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设计指标进行监测，《报告》结果显示，去年至今我国整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相对稳定区间，远离风险警戒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管风暴”开始时期，用来监测金融巨灾风险的指标，一度出现快速上升。

　　从行业分类来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子行业中，规模占比最大的银行业具有最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趋于下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边际贡献却呈现上升的趋势，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资本覆盖能力相对较弱。

　　《报告》认为，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平安、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以及兴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增幅远高于行业均值，值得监管层重点关注。

　　“从系统性风险角度来考虑，大银行风险不大，小银行影响不大，对系统性影响最大的是中等股份行。”周皓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去年一季度末银监会对理财产品及资管计划领域的金融乱象开始治理，同时，央行货币政策在去年年初也进入偏紧的上升通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银行，受到的压力不同。

　　在资金利率偏紧、金融监管偏严的情况下，国有大银行处于有利地位，股份制银行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因为，股份制银行为了支持理财产品及相关“影子银行”业务，在银行间市场是“净借入方”，国有大行是“净借出方”。

　　金融监管部门本身，实际上也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主体。如前所述，在金融强监管时期，系统性风险指标也往往出现变化。

　　周皓告诉记者，去年一季度银监会推出以“433”为代表的强监管措施时，系统性风险指标出现上升。那主要是因为在一行三会旧有监管体制之下，协调性不够，货币政策在当时是趋紧的。但是后来这种情况已经在改观，比如去年11月份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机构层面非常紧张，股市也有明显下跌，但风险指标没有突出变化。

　　“可以观测到，当时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停了，”周皓说，在未来一行两会且央行与银保监人事交叉的任职安排下，金融去杠杆一定会更加审慎，且与货币政策会有更好的协调。比如，当去杠杆是主要任务的时候，货币政策可能会松一点。而当通胀上升时，预期金融监管治理可能就会慢一些。